桑間濮上網早期人類如何利用“綠色阿拉伯”？
十年之前，拉伯在阿拉伯半島300萬平方公里的早期廣袤土地上，還沒有一座考古遺址的人類年代超過一萬年。Groucutt等人[1]在《自然》上發表的何利文章闡明，十年來，用綠經過考古學和地質學領域數支科研團隊持續的拉伯多學科野外考察，我們對于該區域早期人類的早期認識程度大增。
Groucutt團隊分析了過去40萬年間在沙特阿拉伯北部一個小型湖盆內形成的人類沉積物層序。當地共存在過五個湖泊，何利每個都是用綠在一段短暫的降雨集中期內形成的，并且每個都對應了一種不同的拉伯石制品類型。這個來自Khall Amayshan考古遺址（命名為KAM 4）的層序十分獨特，因為它是阿拉伯地區首次在同一地點發現的形成于多個時期、且均帶有相關石器（稱之為石制品組合）的湖泊地層序列。通過細致的定年工作，每層湖泊沉積物的年代都被判斷為比現代更為溫暖潮濕的時期。而來自KAM 4及阿拉伯半島其它考古遺址的動物群數據顯示，相較于黎凡特（阿拉伯半島以北的中東地區），古代阿拉伯地區的動物類群與當代非洲的更加相似。
石制品組合也呈現出同樣的與非洲的相似性。KAM 4最早兩批石器的年代分別是海洋氧同位素11期（MIS 11，約40萬年前）和9期（MIS 9，約30萬年前）這兩個間冰期。這些石制品組合里的優勢石器類型叫做阿休利手斧（Acheulean biface），它們在非洲和阿拉伯半島北部的存在時間要比在黎凡特長得多。其余三個石制品組合的年代為MIS 7（約20萬年前）、MIS 5（約13萬至7.5萬年前）及MIS 3（約5.5萬年前）。它們具有舊石器時代中期石器的特征，且其剝片類型在非洲的出現頻率要高于在黎凡特。
誰制作了KAM 4的這些舊石器時代中期石制品？這仍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在阿拉伯地區發現的古代骨骼標本只有一節大約8.5萬年前的人類指骨[2]，另外還有一些被認為屬于智人的10.2萬至13.2萬年前的足印化石[3]。年代在20萬年以內的KAM 4石器很可能是智人制作的。智人在大概30萬年前起源于非洲[4]，而來自黎凡特的骨骼證據表明，人類在至少17.7萬年前就已經出現在那里了[5]。此外，數個出土于以色列洞穴的人類頭骨的年代則可以追溯到約8萬到13萬年前[6]。
Groucutt團隊提供的證據讓我們對西南亞人類演化的理解加深了一大層。阿拉伯半島是非洲進入亞洲的門戶，可幾十年來，在人類走出非洲的研究上，主要的化石和考古證據都出自黎凡特地區的洞穴（特別是以色列北部那些）。在生物地理學上，黎凡特屬于古北界，那里是地中海氣候，冬季多雨。在寒冷的冰期或是溫暖的間冰期里，黎凡特降雨量的變化并不顯著。因此不論在哪個時期，當地很可能都一直有人類居住。與之相反，阿拉伯半島屬于撒哈拉-阿拉伯界，該地區反復受到非洲季風帶來的夏季降雨影響。
在這些短暫的降雨集中期里，阿拉伯半島成為了密布湖泊與河流的“綠色阿拉伯”。對于人類和河馬（需要深水以及充足的水邊覓食區）這類動物來說，這是一塊宜居之地。而在氣候更為寒冷干燥的冰期里，當地的河流與湖泊都會枯竭，阿拉伯半島也將變成人煙稀少的干旱區。因此，西南亞的歷史涵蓋了兩塊區域：較小的地中海區有著比較穩定的氣候，這使得人類對該地區的長期占據成為可能；撒哈拉-阿拉伯區的面積則要大得多，但人類很可能只有在相對較短的降雨集中期里才能居住在那里，所以其存在是不連貫的。因而，智人從非洲到亞洲的擴散模式，很可能是每當短暫的機會窗口出現時才進行的間斷式遷徙。
Groucutt團隊的研究對我們理解智人在亞洲的定居史有兩點重要啟示。其一，早期遷入阿拉伯地區的智人種群可能與尼安德特人有過分布上的重合。后者在約8萬到4.5萬年前生活在黎凡特北部地區[6]，但其分布區或許曾在某些時候向南延伸至阿拉伯半島的北部[7]。所有非洲裔之外的現代人都帶有一些尼安德特人的DNA[8]，而阿拉伯半島也許就是古代人與尼安德特人進行接觸和發生混血的一片區域。對于過去40萬年間不同人類種群在黎凡特與阿拉伯地區的互動，我們還需要有更多了解。
Groucutt等人的工作帶來的第二點啟示可以說更為重要：如果在過去40萬年短暫的降雨集中期內發生過多次人類（或其他有親緣關系的早期人族）從非洲進入阿拉伯半島的擴散事件，那么或許也發生過人類離開阿拉伯地區，向東穿過亞洲南部地區的遷徙[9]（見圖一）。我們知道人類最晚在5萬到5.5萬年前[10]就已經抵達了澳大利亞（甚至可能在更早的6.5萬年前[11]）。這意味著他們到達南亞和東南亞的時間一定更早。遷徙活動的發生有多頻繁、開始時間有多早，這些問題都還處于激辯之中。不過，當下我們仍缺乏解決問題所需的信息：定年準確、且能夠鑒定到物種水平的骨骼化石。
圖一 | 古人類的遷徙。在過去的40萬年里，智人和他們的人族近親曾經多次從非洲擴散進入阿拉伯半島。我們知道人類可能早在6.5萬年前（65 ka）就已經抵達了澳大利亞[11]（最晚也在5萬到5.5萬年前[10]）。然而，他們是何時從阿拉伯地區經由亞洲南部擴散至印度和東南亞的、這類遷移活動發生的頻次又是多少，這些都是目前人類亞洲定居史上最不確定的地方。根據Groucutt團隊的研究報告[1]，他們在Khall Amayshan考古遺址（稱為KAM 4）挖掘出的石制品對應了五個人類居住期。結合來自黎凡特、亞洲及澳大利亞的其它定年數據（圖中展示了其中數例）[5·6·10·11·13-15]，關于這些早期擴散事件，一幅更為全面的圖景正在浮出水面。
有一種觀點認為，具有舊石器時代中期特征的17.2萬到38.5萬年前的印度石器的最初發展可能是因為有人類（智人或其人族近親之一）自亞洲西南部地區遷入[12]。在阿拉伯半島古人類研究上取得的新進展是支持這個觀點的。來自石制品的證據表明，在印度尼西亞多巴火山約7.4萬年前的劇烈噴發之前，人類可能就已經存在于印度了[13]。此外，在中國南部發現有8萬至12萬年前的智人牙齒[14]，而在印尼蘇門答臘島上找到的人類牙齒的年代則為6.3萬至7.3萬年前[15]。我們還需要更大量的新發現來填補南亞和東南亞地區骨骼記錄的空缺。
人類每次進入阿拉伯半島的擴散事件是否引發了他們后來穿過亞洲南部地區的遷徙？對此，還沒有到下結論的時候。但令人期待的是，我們現在越來越可以相信這類遷移活動發生過的可能性了。得益于Groucutt團隊的工作，我們能夠對人類祖先可能遷入阿拉伯地區的頻次（與時間）有所認識。接下來，我們還需要增進對他們遷出該地區的頻率和時間的了解。
參考文獻：
1. Groucutt, H. S. et al. Nature 597, 376–380 (2021).
2. Groucutt, H. S. et al. Nature Ecol. Evol. 2, 800–809 (2018).
3. Stewart, M. et al. Sci. Adv. 6, eaba8940 (2020).
4. Hublin, J.-J. et al. Nature 546, 289–292 (2017).
5. Hershkovitz, I. et al. Science 359, 456–459 (2018).
6. Shea, J. J. J. World Prehist. 17, 313–394 (2003).
7. Boivin, N., Fuller, D. Q., Dennell, R., Allaby, R. & Petraglia, M. D. Quat. Int. 300, 32–47 (2013).
8. Green, R. E. et al. Science 328, 710–722 (2010).
9. Dennell, R. From Arabia to the Pacific: How Our Species Colonised Asia (Routledge, 2020).
10. O’Connell, J. F. et al. Proc. Natl Acad. Sci. USA 115, 8482–8490 (2018).
11. Clarkson, C. et al. Nature 547, 306–310 (2017).
12. Akhilesh, K. et al. Nature 554, 97–101 (2018).
13. Clarkson, C., Jones, S. & Harris, C. Quat. Int. 258, 165–179 (2012).
14. Liu, W. et al. Nature 526, 696–699 (2015).
15. Westaway, K. E. et al. Nature 548, 322–325 (2017).
原文以Traces of a series of human dispersals through Arabia為標題發表在2021年9月1日《自然》的新聞與觀點版塊上
© nature
doi: 10.1038/d41586-021-02321-z
未經允許不得轉載：>桑間濮上網 » 早期人類如何利用“綠色阿拉伯”？
